1957 年,我 16 岁,当时正在景德镇二中念初三。大约是暑假前,一次上学途中,我路过景德镇第一小学,看到这里有个“师生作品展”。展览布置虽简陋,却门类齐全,有瓷画、国画、油画、素描等等。这时我才知道,还有一个可以学画画的学校,酷爱绘画的我当即决定,“我要去考这个学校!”年轻的思维就是简单、纯粹,尽管不知道学绘画将来会怎么样,能做什么,是否有前途,这些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只是单纯地喜欢画画,想到考上这个学校以后可以画画,其它都不重要了。 我绘画的种子,也许在看到外婆帮别人做衣服、绣花,剪图样时就已埋下,小手跟着她剪,学着绣几针,这种绘画启蒙一直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初中毕业,我报考了举办画展的那个学校——景德镇陶瓷美术技艺学校,也就是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前身。入学考试时,学校要求考生画素描,我凭借出色的构图抓形能力和对绘画的悟性天分,顺利录取。 罗晓涛(左三)与同学合影 学校里面环境还可以,课程紧凑,集体劳动安排得比较多,没什么娱乐活动。晚上或周末大家会一起拿个脸盆装些脏衣服,去学校对面的河边洗。如今这条河的位置已被圣罗帝景和东方明珠两个楼盘占据,回忆却一直都在。 景德镇陶瓷美术技艺学校是一所全学制的中专学校,当时的校址就在今天景德镇一中的位置,1957 年,那块地还是座山,学生们都把学校称为“山上”,第二年,搬到现在的陶院新厂校区后,就被称为“山下”了。 1958 年 1 月 18 日,江西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将江西工业技术学校陶瓷专业的 210 名学生、13 名教师由南昌迁往景德镇,与景德镇陶瓷美术技艺学校合并,成立江西陶瓷学校。同年 6 月 28 日,刚刚合并的江西陶瓷学校更名为景德镇陶瓷学院,当年 9 月开始招生,在校学生达 880 人,连同干部、教师和工人,学院总人数超过了 1000 人。 初来乍到的我懵懂地看着眼前这所学校,陶瓷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仅凭对绘画的热爱,我便一头撞进了这所陶瓷专业院校学习青花,第一次画的,不是瓶不是盘,而是一块一寸厚的不 ( 音 dun) 子。 罗晓涛(前排右一)与同学合影 教青花的是一位叫聂杏生的民间老艺人,此人并不识字,却有着扎实的传统青花功底。聂老师的小指留着长长的指甲,却是别有用处的。每次讲完课,学生们在课堂上就端着不子画青花,入门时,以线条、回纹等简单图案为主。聂老师检查作业时也不说话,看到谁画得不好或不认真,他就用那长长的指甲在不子上划出同样长长的一道痕,就算是不合格的,要刮掉重画。日后发展成学生只要看到老师小手指一伸,就知道今天作业过不了关。 平日里,聂老师不苟言笑,有着传统艺人的严谨与苛刻,他发明了一种检查青花线条的便捷方法,被学生们称作“魔鬼训练”——太阳底下,拿着放大镜,对着不子上的线条看,放大数倍后的线条如蚯蚓一般,是曲是直,细节处一目了然。据他说,标准规范的青花线条中间是凹进去的,两边凸起,画不到这样,就不是一根合格的线条。 王步与二儿子王希怀对后人而言,也许只是个传说,但他们却真实存在于我的青葱岁月里。 中专时,邹镇钦老师担任我的班主任,我曾经问过邹老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画得好?”对方回答:“等你把这块不子画完、刮完,就好了。”对师者之言深信不疑的我开始不停地画、不断地刮,从不知倦,画艺渐长,不子也越来越薄…… 邹镇钦与王步都是丰城人,二人既是同乡又是好友,而且都是传统青花的代表人物,所以经常一起在陶院校园散步或家中小聚。有几次我拿着习作去邹老师宿舍求教,碰巧王步也在,他们俩或喝茶闲聊,或用小木炭炉烤红薯,见学生来了,也会招呼我吃。 我也毫不拘束,把青花画作给邹老师看时,王步有时也说上几句,虽然话不多,但却中肯,并没有“青花大王”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很平和,没有一点架子,说话也轻声轻气的,文人模样。所以我每次见到王步并不怯懦,总会跟他攀谈几句。 罗晓涛(右)与同学合影 1958 年,景德镇受命负责创作生产建国十周年用瓷,陶研所和陶院组成临时工作小组,我这一班也被抽调到一所瓷厂的青花车间,我负责最后一道工序——混水。我的座位在最后,旁边就是墙角,那里还有一桌一椅,桌上常放着一杯茶,椅子上坐着一位 26 岁的年轻人,中指和食指夹着烟蒂,手指已经微微发黑,可见烟瘾不小,一茶一烟,就那么坐着,这个名叫王希怀的人物剪影至今还浮现在我眼前。 有事的时候,王希怀也会绕着车间来回走走看看,谁画得不对、谁画得不错,他都会简单说两句,其余时间就那么坐着,抽烟、喝茶、无话。王希怀的老成全然不像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对陶瓷艺术纯粹执着、秉性耿直,看不惯很多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却又无力阻止,唯有透过言语偶尔发泄,“现在保长、甲长太多了!”年轻的我并不知道其中原由,只是觉得王老师活得异常沉重。 很多年后,我在街头偶遇王希怀,迎面说:“王老师给你拜年!” “我要死了!”一句莫名的话就这么脱口而出。 “我看得很远了!” 或许这是王希怀对自己命运的预警,一年多后,他自缢身亡。 罗晓涛(右一)与同学合影 十六七岁的年纪,一边读书,一边参加劳动,这是那个年代孩子们的共同经历。暑假前的夏天下地割禾,冬天修铁路、挑窑柴,使我们过早体会了劳动的艰辛。 1958 年冬天,学校安排我们学生去三龙挑窑柴,几个班的同学分散住在农民家一个多月,晚上就睡在稻草堆上。早上酸豆角、辣椒酱配馒头、稀饭,吃完出门时,室外的冰都没化,寒风刺骨,直往山上去,把劈成一块一块的柴挑下山。中午在农家吃过饭,又接着上山挑柴。 一个多月后,我们接到回校的命令。回来时男女同学还要配合着扛一根杉木回学校,男生扛粗的那头,女生力气小,扛细的那头,一路步行从三龙走回学校。困难时期就这样扛过去的,大家都一样。 除了像挑窑柴这样的集体活动,还有几个同学一起参与的赚零用钱的小劳动。那时候都困难,买学习用品、纸笔、参考书都需要钱,我不再向家里要,正好有几个农村来的同学提议,“去砍柴吧!”“好啊!”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当时为了买一本 6 毛钱的书,砍了两次柴。 罗晓涛(前排左一)与同学合影 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叫半路港的地方,到那边的山上去砍柴。那时候的馒头是 2 分钱一个,早上天没亮吃几个馒头,再带上几个中午吃,便上山了。到了山顶上,我看着满眼的树木,茫然地问同学:“柴在哪里哟?” 在我印象里,柴都是劈好了的、一根根的小棒子。同学们笑着说:“这周围到处都是柴啊,没见过你这么傻的人!”“这是树呀,又不是柴!”“先砍下来,再把小枝丫削掉就是柴了!”我这才知道,原来柴是这么“砍”的。 当时我的体重不到 100 斤,一次要挑 70 斤柴下山,上山没觉得累,下山脚抖得厉害。从半路港挑到景陶附近的柴烧砖瓦厂去卖,一斤柴 7 厘钱,70 斤只能卖到四毛多钱,还不够买那本书的,我就隔段时间再去砍一次。两头摸黑,去的时候天不亮,卖柴的时候砖厂已经亮灯了。辛苦,也值得。 1960 年,中专毕业的我留校担任邹镇钦和聂杏生的助教,他们讲理论,我做示范,不子已经换成了注浆坯;1965 年,我调任宜兴;1970 年进红星瓷厂,期间陶院多次请我回校任教。直到 1987 年,我才再次以大学教师的身份回到曾经的母校,执教青花技艺这门课程并编写《教学大纲》。 1997 年,我光荣退休。我所具备的传统青花技艺的教学、实践经验却让学校不忍放弃,我就这样继续教到了 2010 年,甚至连时任景德镇陶瓷学院院长秦锡麟的研究生有青花课都请我来上,我跟秦锡麟曾经同窗,彼此都很熟,我半开玩笑地说:“你是青花大师,我什么也不是,我是搞传统的,你是搞现代的,怎么请我上?”“打基础就是要传统的,你青花画得好,我不要你来上传统青花课,叫谁来上啊!”秦锡麟以老友的口吻直截了当地说。以后但凡研究生遇到青花技法的问题,他也让学生直接找我。
罗晓涛在莲花塘 三尺讲台写春秋,一片丹心育桃李。从 16 岁邂逅陶院的师生作品展,到 70 岁离开讲台,如今耄耋之年的我仍与青花为伴,坚守陶院 110 年理想和信念的传承,光影交错中将人生最美好的瞬间定格……
“王老师你要看远一点……”